移动医疗：国家顶层设计需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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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据一则最新消息称,目前全国已有超过1200家医院接入以微信为平台的腾讯智慧医疗解决方案,微信智慧医疗有望在短时间内扩容至全国各地。多家市场机构预测,我国移动医疗健康市场规模预计到2017年突破125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超过70%。20年内,移动医疗市场将突破万亿大关。加之阿里健康、百度等在移动医疗上的发力,互联网医疗可谓来势凶猛。据了解，仅依托移动终端的移动医疗APP,目前市面上就已达数千款。

　　当今信息化社会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相信人人都深有体会，而且信息化的触角正在变得越来越多，越伸越远。在医疗领域，通过信息技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一直是IT行业努力探索研究的方向之一。随着BAT(百度、阿里和腾讯)三大IT业巨头争相试水医疗行业，在赚足了眼球的同时，人们的生活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改变。

　　尽管如此，BAT目前仍属于各自为战，从国外的经验，以及专家们的分析来看，还是要建立一个全覆盖的、能将各方信息整合在一起的大数据平台，真正做到使信息能够互联、互通和共享。这可能难度比较大，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李玲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介绍，甘肃目前就已经做到了全省远程医疗服务全覆盖，实现了数据的共享。甘肃这样的经济相对落后地区都可以，其他地区不可以吗?

　　医疗“智慧化”又有新突破

　　智慧医疗是继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等“智慧”系列之后智慧生活中的又一新成员。它是由腾讯旗下的微信平台全力打造的。而无论是腾讯微信的智慧医疗，还是阿里的医药电商抢单药方，又或是百度的在线医疗，都是信息化社会的产物。以智慧医疗为例，微信针对患者就诊时的一些“痛点”，利用IT信息技术，逐渐实现了为患者“止痛”。微信与医院的合作方式为：医院依托微信的“智慧医疗”解决方案，以“公众号+微信支付”为基础，结合微信的移动电商入口、用户识别、数据分析、支付结算、客户关系维护、售后服务和维权等能力，把传统医院的医疗就诊服务“移植”到微信平台。以上的这些环节充分利用了微信最具价值的即时通讯功能及强大的社交能量，使患者就诊获得了极大的方便。

　　在去年，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通过微信智慧医疗实现了特色之处——诊间支付。在以往的微信支付实践中，患者需要逐笔对相关诊疗费用进行确认和支付，当项目较多时，操作起来比较麻烦。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采用院内账户与微信支付联动解决了这一问题，患者在进行相关支付前可以预先通过微信向院内账户充入一定金额，之后的每次支付的自费部分就会自动从该账户余额中扣除，同时医保患者也可以通过诊间支付的模式完成医保的实时结算，大大提高了支付的便捷性。此外，对于患者微信充值余额的管理，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实现了“当日退”。当每天诊疗结束后，系统会自动检查当日患者的充值与消费情况，并把未用完的充值余额退回给该患者的微信关联账户，患者无需操心充值余额的退费问题。

　　在广东，通过打通医保，患者可以利用微信完成医保和自费部分的自动扣费。广东省妇幼保健院成为全国首家启用微信医保实时结算的医疗机构。

　　与微信“公众号+微信支付”模式不同，阿里是采取“牌照+支付宝”模式，而百度则采取“智能硬件+大数据”的攻略。不仅如此，腾讯还对挂号网及医疗健康网站丁香园进行了投资。

　　移动互联网医疗应先解决好“人”的问题

　　通过网络平台提供医患沟通与咨询服务，应先把“人”管好。而目前移动互联网医疗中“人”的情况又如何呢?

　　医院医生平日里工作已经足够繁忙，又如何能保证还有精力和时间进行在线诊疗呢?

　　“BAT目前做的相关工作其实还是在外围，而医疗的核心是医生看病，一方面，医院医生可以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进行在线问诊，另一方面，医院方面应该组织起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李玲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建议。例如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甘肃。“甘肃目前已经做到了全省远程医疗服务全覆盖，以省级大医院为平台，覆盖所有基层医院，在乡镇或县级医院一些看不了的疑难病症可以立即进行上传，计算机中心服务平台有相关人员值班，可以随时处理上传信息。因此我认为政府相关部门能统一组织起来也是一种不错的办法。”李玲说道。

　　另外，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不论慢性病管理还是为客户提供远程医疗,所有数据的最终接收端应为医生。但目前由于我国公立医院医生尚未得到根本性的解放,医生(特别是三甲医院的医生)很难通过这些移动医疗设备及APP为客户提供详细充足的专业建议。

　　“知名医生很难有时间进行在线服务，一些中低级别医生相对会有较多时间进行在线服务。”对外经贸大学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曹健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坦言。根据腾讯对挂号网投资的消息曹健分析，“与其他两家相比，腾讯通过对挂号网的投资希望能够直接连接医生这一核心资源，未来可能会在健康管理方面会有更多的布局。但据企业自己宣传，挂号网目前也仅有10万名合作医生，与全国280万名执业医师相比，仅占极小比例，且高级别医生与其合作机会较少。”。

　　曹健认为，从医生个人收益而言，提供在线服务并不会比其从事面对面就诊赚钱更多，因此知名医生应该不会有太大动力。反之，一些工作量不大的较低级别医生积极性更高。“移动医疗只是提供给患者的一种轻就诊方式，医生供给并未增加，且现阶段移动医疗可以解决的问题极为有限，患者也不会完全依赖于移动医疗进行就诊。移动医疗发展的

　　最大瓶颈还在于技术问题、医院医疗信息化水平，例如PACS(医学影像的存储和传输系统软件)系统，以及是否能够支持即时在线传输等。”曹健表示。

　　同时，曹健强调，由于技术的限制，互联网医疗目前能够解决的疾病诊疗主要集中在常见病及慢性病。在当前情况下，医生不可能仅凭网络传输的一些信息盲目对患者确定治疗方案，这可能蕴藏极大的医疗风险。在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关于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医生直接向患者提供远程医疗服务的情况，由其所在医疗机构承担相应责任，鼓励医院间开展远程医疗，并禁止医生私自开展远程医疗服务。

　　BAT之后国家应不再让他们各自为战

　　在李玲看来，互联网、大数据、移动医疗对于医疗卫生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但目前互联网医疗存在的医生从业、资质审核、监督管理等种种问题都归结为国家缺乏顶层设计。

　　“医改最基础性的工作就是医疗信息化的顶层设计，但是顶层设计从2003、2004年在医疗领域的最初提出到现在，十余年过去了，至今国家在医疗信息化方面仍无标准可寻，国家并没有搭建好这一平台，由此使得大量资金投入，但却变成了信息的孤岛，由于没有标准，信息既不能互通，又不能互联，更不能共享，这就无法真正起到信息化的作用。”李玲感叹，国家平台搭建不好，标准缺位，则无法形成规矩。其实，互联网移动医疗最大的风险就是其安全性，这包括在线为患者看病的大夫是否具有合格的资质，如果在线就医出现问题，风险应由谁来承担;另外还涉及与信息安全相关的审核及监管，患者被上传的个人健康信息其安全性应由专门机构及专人来负责承担。但目前我国对于在线医生资质的审核及互联网医疗等相关方面的法律规定都还十分欠缺。

　　李玲表示，BAT在移动互联网医疗方面“扎堆式”的发展，其实是在用商业来推动国家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及促使相关政策的制定。虽然BAT目前都呈碎片化管理，各自为营，但貌似独立的行动，却集体推动了国家对于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脚步的加快。目前这三家处于争夺移动互联网医疗市场的白热化阶段，但同时也在推动国家医疗信息化的发展。

　　此外，李玲建议，英国的模式可以借鉴。英国的全国医疗卫生信息化是全球做得最好的，且与我国情况最相似，因为都以公立医院为主体。英国的医疗卫生信息是全国互联、互通、共享的，例如病人拨打急诊电话后，与其相关的所有既往就诊史、病史及健康状况等一并显现，由此，医生可以以最短时间为患者提供适当的救治方案。“这才是真正的大数据，碎片化的并非大数据，英国的这一做法极大地提高了医疗效率，其核心是一个统一的公立医疗体系使用了信息化的翅膀，从而使医疗卫生服务全面起飞。其实技术已经不是问题，关键是国家顶层设计要跟上，信息需要‘化’。”李玲最后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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