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资源社会化终将加剧医院人才竞争
2014-04-18 11:47 医疗卫生人才网 来源：未知
中国医改已经进入深水区，大力发展健康服务产业成为新一届政府工作重点。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鼓励社会办医，优先支持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社会资本可直接投向资源稀缺及满足多远需求服务领域，多种形式参与公立医院改制重组，允许医师多点执业，允许民办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范围。”在政策层面上给社会资源进入医疗领域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12月6日上午，在医疗服务创新论坛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卫生管理与政策中心主任、美国麻省卫生福利部卫生政策高级研究员蔡江南教授，在接受专访时，多次强调政府应该打破医疗资源的垄断以及尊重医疗人才对于医疗改革的重要性。
政府仍然迷恋医疗资源垄断
“中国医疗行业还是一个高度垄断的行业，这种行业垄断仅次于通信、石油、能源这一类的大型国营垄断企业。政府管理部门对垄断的迷恋导致医疗行业社会化阻力重重。”蔡江南教授在接受39健康网专访时说。
在他看来，在管理层面上，政府部门通过对医院管理制度和人才编制上的直接控制，间接垄断了所有重要的医疗资源。 此外，在体制上、政策上，对于民营资本、外来资本还存在非常多的“玻璃门”，以至于社会资本参与的私立民营医院还不能够得到与公立医院同等竞争的平台。“这都是医疗资源垄断造成的。”
蔡江南教授表示，政府对医疗资源的行政化垄断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行政部门直接控制了2万多家医院中的2/3（大约1.4万家医院），也就是控制了我国90%的医院床位（大约300万张床位）。第二个层次为：医院控制了所有重要的医疗资源，并将医院、医生、药品和检查这四个重要的医疗资源捆绑在一起，同时隶属于一个所有者。而在大多数国家，这四个资源是分属的，大多数医生（特别是全科医生）可以自由执业；住院治疗以外使用的药品由药房控制；大型检查设备由独立的检验中心操作。
政府对医疗资源的行政化垄断，还体现在对医生执业资格的控制，对医生职称的评级，事业化的编制，科研项目资源，医保资源，政府的定价等。“一关打不通，就是空话。”
公私立医院竞争医疗人才终将白热化
近几年，“医师多点执业”的试点工作举步维艰，在不少试点城市也因为在推行过程中受到的极大阻力而被迫停止。蔡江南教授指出，医疗资源可以主要概括为四类资源：医院、医生、药品、临床检查，而在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医疗资源就是医生的资源。
他表示，在国外，律师和医生是很相似的自由职业者，但在中国，律师和医生的却走向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职业道路，中国的律师主要还是在各类律师事务所就业，而中国的医生依然还只能是医院的雇员，很少有医生自己开诊所自由执业。
蔡江南认为，在中国“医师多点执业”工作推行了很多年也推行不开，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在我们目前的体制下，医生是公立医院的雇员，是一家医疗机构的核心竞争力，不可能有一所公立医院的院长会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与竞争对手分享，因此在现在的体制下根本无法推动多点执业。“如果医生自己是自己的老板，或者医生是医疗机构的合伙人，在这个前提下就可以实现医生的多点执业，医生与医院之间就是一种弹性的合同契约关系，医生这个资源就可以盘活。”
在医师自由执业的环境下，医师没有体制的束缚，可以自由选择执业地点，且因为其经济收入直接与医疗质量挂钩，这种情况下医师会更加在意自己的医疗质量。他认为，在未来，随着医生资源的社会化，作为核心医疗资源的医师或者医疗团队将成为独立的个体，更将成为公立医院与私立民营医院医疗人才和团队竞争的焦点。
医务人员对编制爱恨交织
虽然废除公立医院事业单位编制的声音此起彼伏，解放医生的体制束缚也获得了不少医疗行业人士的支持，但实际操作起来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议，医生自由执业之路怎样才能迎来机遇性转折呢？
据媒体报道，2011年武汉亚心医院整体托管了武汉第七医院，成为私立医院对外扩张管理公立医院的标杆。但是，亚心医院院长叶红在谈到改革中最大的困难时曾坦言，医院员工的思想统一问题是最主要的问题，这与体制方面的束缚有很大的关系。“公立医院少数医务人员具有事业单位编制，体制内的员工因为自觉没有后顾之忧，因此工作积极性不高，对医院发展和效益漠不关心，也没有服务患者的意识。在公立医院接受托管伊始，就提出条件：必须保证体制内的编制不变，才愿意接受民营医院的管理。”
一方面向往体制外的市场化薪酬待遇，一方面又渴望体制内“旱涝保收”的稳定和养老无忧，似乎编制已经成了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甚至有很多人根本不想出来。医务人员这种对编制既爱又恨的心理是如何形成的呢？
蔡江南认为，之所以医生对编制存在矛盾心理，主要是因为存在各种“中国特色”的门槛。
他说：“在中国，编制对应的是相应的一系列福利待遇，特别是退休以后的养老福利待遇，这是医生愿意留在公立医院的重要原因。其次就是医生的职称，这是中国特色。在大多数国家，医生只有资质和行医权的门槛，而不存在职称的评定，医生的优劣靠的是病人口碑。第三是科研，而科研又与职称紧密联系在一起。国家行政部门控制了科研经费和科研项目，同时又将科研成果与职称评定联系在一起，这样便将医生牢牢地捆绑在公立医院的中。”
正因如此，体制内的医生在无法满足市场化薪酬的诱惑下，在无法正大光明的获得合理合法的医疗收入时，就会谋求各种医疗回扣、红包等灰色甚至黑色的收入。
“现在已经有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合作的例子，公立医院每周定期派专家到民营医院行医，民营医院也每周定期派专家到公立医院行医，公立医院的医生带给民营医院更多的是更好的技术，民营医院的医生同时也会带给公立医院更好的服务理念。”蔡江南说，“我想这或许是未来医生自由执业的一种过渡模式。”
12月6日上午，在医疗服务创新论坛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卫生管理与政策中心主任、美国麻省卫生福利部卫生政策高级研究员蔡江南教授，在接受专访时，多次强调政府应该打破医疗资源的垄断以及尊重医疗人才对于医疗改革的重要性。
政府仍然迷恋医疗资源垄断
“中国医疗行业还是一个高度垄断的行业，这种行业垄断仅次于通信、石油、能源这一类的大型国营垄断企业。政府管理部门对垄断的迷恋导致医疗行业社会化阻力重重。”蔡江南教授在接受39健康网专访时说。
在他看来，在管理层面上，政府部门通过对医院管理制度和人才编制上的直接控制，间接垄断了所有重要的医疗资源。 此外，在体制上、政策上，对于民营资本、外来资本还存在非常多的“玻璃门”，以至于社会资本参与的私立民营医院还不能够得到与公立医院同等竞争的平台。“这都是医疗资源垄断造成的。”
蔡江南教授表示，政府对医疗资源的行政化垄断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行政部门直接控制了2万多家医院中的2/3（大约1.4万家医院），也就是控制了我国90%的医院床位（大约300万张床位）。第二个层次为：医院控制了所有重要的医疗资源，并将医院、医生、药品和检查这四个重要的医疗资源捆绑在一起，同时隶属于一个所有者。而在大多数国家，这四个资源是分属的，大多数医生（特别是全科医生）可以自由执业；住院治疗以外使用的药品由药房控制；大型检查设备由独立的检验中心操作。
政府对医疗资源的行政化垄断，还体现在对医生执业资格的控制，对医生职称的评级，事业化的编制，科研项目资源，医保资源，政府的定价等。“一关打不通，就是空话。”
公私立医院竞争医疗人才终将白热化
近几年，“医师多点执业”的试点工作举步维艰，在不少试点城市也因为在推行过程中受到的极大阻力而被迫停止。蔡江南教授指出，医疗资源可以主要概括为四类资源：医院、医生、药品、临床检查，而在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医疗资源就是医生的资源。
他表示，在国外，律师和医生是很相似的自由职业者，但在中国，律师和医生的却走向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职业道路，中国的律师主要还是在各类律师事务所就业，而中国的医生依然还只能是医院的雇员，很少有医生自己开诊所自由执业。
蔡江南认为，在中国“医师多点执业”工作推行了很多年也推行不开，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在我们目前的体制下，医生是公立医院的雇员，是一家医疗机构的核心竞争力，不可能有一所公立医院的院长会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与竞争对手分享，因此在现在的体制下根本无法推动多点执业。“如果医生自己是自己的老板，或者医生是医疗机构的合伙人，在这个前提下就可以实现医生的多点执业，医生与医院之间就是一种弹性的合同契约关系，医生这个资源就可以盘活。”
在医师自由执业的环境下，医师没有体制的束缚，可以自由选择执业地点，且因为其经济收入直接与医疗质量挂钩，这种情况下医师会更加在意自己的医疗质量。他认为，在未来，随着医生资源的社会化，作为核心医疗资源的医师或者医疗团队将成为独立的个体，更将成为公立医院与私立民营医院医疗人才和团队竞争的焦点。
医务人员对编制爱恨交织
虽然废除公立医院事业单位编制的声音此起彼伏，解放医生的体制束缚也获得了不少医疗行业人士的支持，但实际操作起来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议，医生自由执业之路怎样才能迎来机遇性转折呢？
据媒体报道，2011年武汉亚心医院整体托管了武汉第七医院，成为私立医院对外扩张管理公立医院的标杆。但是，亚心医院院长叶红在谈到改革中最大的困难时曾坦言，医院员工的思想统一问题是最主要的问题，这与体制方面的束缚有很大的关系。“公立医院少数医务人员具有事业单位编制，体制内的员工因为自觉没有后顾之忧，因此工作积极性不高，对医院发展和效益漠不关心，也没有服务患者的意识。在公立医院接受托管伊始，就提出条件：必须保证体制内的编制不变，才愿意接受民营医院的管理。”
一方面向往体制外的市场化薪酬待遇，一方面又渴望体制内“旱涝保收”的稳定和养老无忧，似乎编制已经成了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甚至有很多人根本不想出来。医务人员这种对编制既爱又恨的心理是如何形成的呢？
蔡江南认为，之所以医生对编制存在矛盾心理，主要是因为存在各种“中国特色”的门槛。
他说：“在中国，编制对应的是相应的一系列福利待遇，特别是退休以后的养老福利待遇，这是医生愿意留在公立医院的重要原因。其次就是医生的职称，这是中国特色。在大多数国家，医生只有资质和行医权的门槛，而不存在职称的评定，医生的优劣靠的是病人口碑。第三是科研，而科研又与职称紧密联系在一起。国家行政部门控制了科研经费和科研项目，同时又将科研成果与职称评定联系在一起，这样便将医生牢牢地捆绑在公立医院的中。”
正因如此，体制内的医生在无法满足市场化薪酬的诱惑下，在无法正大光明的获得合理合法的医疗收入时，就会谋求各种医疗回扣、红包等灰色甚至黑色的收入。
“现在已经有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合作的例子，公立医院每周定期派专家到民营医院行医，民营医院也每周定期派专家到公立医院行医，公立医院的医生带给民营医院更多的是更好的技术，民营医院的医生同时也会带给公立医院更好的服务理念。”蔡江南说，“我想这或许是未来医生自由执业的一种过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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