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癌情变“枣核”为“哑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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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行有效的癌症防控策略，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需要政府在疫苗使用、烟草控制、职业防护和健康宣教等方面承担更多责任。专家同时提出，当前我国在这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如以慢性感染为例，研究显示，幽门螺杆菌(HP)是我国人群最常见的感染性致癌因子之一，国产HP疫苗虽然已于2008年顺利获得一类新药证书，但至今仍未投入产业化生产。针对我国的另一个常见感染性致癌因素人乳头瘤病毒(HPV)，目前国际上已有预防性疫苗研制成功并于2006年批准上市。但由于在我国的3期临床研究尚未完成，HPV疫苗至今仍在国门之外。

　　有研究者对我国尚未引入HPV疫苗可能对未来造成的额外疾病负担进行了预估，认为如不施加其他有效干预措施，2006年～2012年，因HPV疫苗延迟接种可能造成我国未来有38万例宫颈癌新发病例，21万例宫颈癌死亡病例。

　　提高生存年限 更要生命质量

　　如今，肿瘤的治疗方法很多，效果显著，患者的生存年限在延长，但是生命的质量如何呢?“我国癌症发病率逐年升高，癌症生存者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如何让癌症康复者顺利回归社会，拥有良好的生活质量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心理专业委员会候任主任委员、癌症康复与姑息专业委员会常委刘巍指出，给予癌症生存者身心的全方位呵护也是癌症防控体系的重要方面。

　　“通过几十年的临床观察与实践，我有这样的体会，来自外界的保障与坚定战胜癌魔的信念是提高患者生存质量的关键。全社会、医务工作者及其照护者要给予肿瘤患者各方面的保障，充分尊重患者，才能坚定患者的信念，真正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强万敏说，外界保障包括经济基础、家属支持、社会角色等。肿瘤患者在治疗后可能会造成身体器官的缺失和形象缺陷，对患者的伤害远大于疾病本身。在身体基本康复后被社会拒绝接纳的情况时有发生，患者的人格尊严与归属感大大降低;在晚期患者照护上，躯体照护多于心灵照护的现实普遍存在，这容易让肿瘤患者感到生活失去意义，生命虽然延长，但生活质量却在下降。

　　刘巍提出，医务人员和患者家属都要加强对癌症患者、看护者心理痛苦的认识和关注，帮助患者减轻心理上的痛苦。

　　强万敏介绍，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心理支持专业组在各个病房开展的“每月倾听20分钟”活动，让许多患者愿意把埋在心里的话语和心愿向护士倾诉。有的病房还特别设立了“患者接待室”，让住院患者能和探视亲友有一个私密的交流空间，保障了患者的隐私权。该院乳腺科针对患者身体缺如带来的负担，特别为患者的丈夫设置最佳照护奖，并开设家属课堂，让患者得到家庭温情的同时，感受到自身仍是家庭中重要的一员，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出院后，护士还为患者定期举办联谊活动和服装秀等展示活动，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患者的信心。

　　此外，中国抗癌协会副秘书长、北京军区总医院肿瘤科主任刘端祺坦言，对晚期癌症的临终关怀和姑息治疗目前还未得到足够重视。

　　“理解和应对癌症对人类情感、精神以及身体上的创伤，将会最大限度地提高癌症患者及其家属的生存质量。”中国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肺部肿瘤科主任王长利指出，癌症严重影响患者的情感、身体和精神状态，癌症患者在确诊后的几年中，生活质量会急剧降低。对于晚期癌症治疗所带来的生理副作用，诸如生育能力受损、性功能障碍、脱发和体重增加等，会使患者感到羞耻并会受到歧视，有些甚至导致家庭破裂。同时，癌症患者家属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身心健康也会受到影响。

　　目前，姑息治疗在全球范围内备受关注。第67届世界卫生大会作出了加强重视姑息治疗的决议，将姑息治疗纳入政府卫生医疗政策和预算中，同时也纳入医疗专业人员的课程中，倡导政府关注癌症姑息治疗，开展整体化、以患者为中心及多学科综合实施癌症防控系统，改善癌症患者及其家人和看护者的生存质量。

　　加强姑息治疗、心理治疗与抗癌治疗的整合也渐成热潮。目前，我国社会心理肿瘤学尚在起步阶段，缔造中国的肿瘤姑息及心理诊疗指南，探索出一条属于中国的肿瘤姑息及心理康复治疗模式势在必行。

　　据了解，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成立临终关怀病房，对晚期患者实施身心全方位的照护，治疗护理符合患者意愿，注重患者感受，让患者有尊严地生存，有尊严地离开。家庭护理中心还特别针对居家患者提供护理服务，进行家庭访视、会诊等，让那些愿意在家走完生命全程的患者也能享受到与住院治疗一样的照护。

　　践行健康生活 不向癌症低头

　　有统计显示，60%的癌症是可以预防的，但是很多人对于通过改变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等防控癌症并不以为然，我们是否就此向陋习妥协，向癌症低头?政府、医务工作者、普通公众面对癌症来袭时，又该做些什么?已经成为一个需要审慎思考的重要命题。

　　近年来，政府加大了对癌症防控的宣传力度，政府的红头文件里、媒体的科普宣传中、小区的公告栏上，随处可见“癌症可防可控”的字眼，包括报纸、杂志、微信、微博、电视、广播等全媒体形式的健康教育可谓风生水起，但仔细阅读其中内容，却不难发现，更多的宣教侧重于通过罗列数据，佐证癌症与生活方式之间的密切相关性，而对于如何改变生活方式，何为健康饮食等，缺乏具体指导。“平衡膳食、控油限盐”这些“通俗”的建议其实难以操作。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不同媒体、不同专家，甚至同一媒体在不同阶段，对于健康饮食及生活方式给出了不同的建议，让公众一头雾水。

　　流行病学研究已经证实，吸烟是导致癌症的独立危险因素。国内却一直在控烟问题上踌躇不前。一直被各方关注的《广告法》修订已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却依然对烟草专卖店张贴广告留有余地，让社会各界唏嘘不已。

　　需要被肯定的是，如今有越来越多的医学专家投身科普，并将其作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与公众对于健康科普知识的需求相比，这些专家所做的工作仍然是杯水车薪。诚然，当前大医院的医生“医、教、研”三重任在肩忙得喘不过气，而科普教育没有硬性要求，也没有经济回报，仅凭兴趣和一腔热情实难坚持。

　　不可否认，医学工作者是健康教育的主力军，其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不可推卸，但也要看到，当前给予这些临床医学专家的技术支撑和政策支持远远不够。科普宣传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顶层设计和循证医学数据支撑，也需要有专业人员进行研究，到达临床专家们手里的应该是细化具体、可操作性强甚至可供个体化使用的健康生活方式的建议。

　　最后，还是要说到我们自己。很多心灵鸡汤说，“没有人有义务比你自己更爱自己”，而如何爱自己，每个人有不同的理解：有人漠视健康，任性而为地活;有人为了自己、为了家人健康地生活。毫无疑问，我们推崇后者。

　　美国保险体制健全，肥胖人群购买医疗保险的花费明显高于正常体重的人群，这给我们一个启示：自己要为健康埋单。癌症早期可防可控，远期疗效乐观，而晚期患者医疗费用高昂，预后较差，所以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应该成为每个人的人生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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