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嚷嚷医疗资源不足，一方面又对重要补充力量实行实际上的压制政策，这是不是有点分裂？
去医院看病，一般都是先看病，再交费，然后拿药。但从5月1日起，广州番禺某医院尝试打破这一固有医疗服务模式。患者看病后按自己的实际满意度高低，自由交费。这种模式推行近一个月，参与患者有4400人，超六成人评分在90分以上，没有一人逃单不交钱。
这当然是一次高明的营销，但是它还是从多个方面折射出世道人心，所以值得分析。医院把交费多少的权限交给了患者，这是新闻的关键所在，患者们按自己的满意度，衡量自己的支付能力，从而做出付费多少的决定，其科学性自然还有商榷之处。不过，这一改变对医生的工作态度与职业精神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其实是完全可以预见的。患者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身的可信赖，这是事件最为让人欣慰的亮点。
把医患关系放大到整个社会来观察，我们发现医患关系、医闹以及在医院加强安保力量是一段时间的热词。隔一段时间，患者伤害医生的血腥新闻就会通过各种新闻终端推送到我们眼前。
凶手自然该严惩，但是严惩之后呢？如何破解医患关系中的死结？“医闹”的出现难道真的和医生、医院以及整个医疗体制没有任何关系吗？当然不是。患者对医生不满意，除了医术，还有态度。但是医生在高强度的压力之下，收入微薄，态度如何能好得起来？烦躁以及急功近利都是可以想见的。在公立医院，医生要生存，拨款又不够，那么不向患者下手又能向谁下手呢？“医闹”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茁壮成长”起来的，他们是扭曲体制的产物。
单纯地加强安保措施，大声呼吁对医护人员实施法律上的最强大保护其实是没有多大作用的。每一个患者都可能是定时炸弹，每一个病人都可能瞬间爆发，所以防不胜防。
以笔者之见，番禺某医院肯定不会出现患者砍杀医生的事件，因为该医院把评价权和付费权（实际上是付费多少的权限）交到了患者手中，这有点类似于在淘宝购物，医生必须竭尽全力为患者提供服务，否则可能连老本都捞不回来，还会得个差评，影响收入。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妙处，谁出钱，谁就有更多发言权和主动性。
那么，这种模式是否可以稍微扩大一点，比如，扩大到公立的三甲医院呢？不可以。因为公立三甲医院垄断了优势资源，但是财政拨款又不够，基本处于一个卖方市场，所以作为患者只能小心翼翼唯唯诺诺去看病，至于什么评价权、付费权那就想都不要想了。既然是卖方市场，而卖方口袋又比较缺钱，那么医生开大处方，医院搞一些专门赚钱的特色门诊，其实是意料之中的吧。偶尔有胃口大医术差运气更差的医生，遇到一个性格火爆的患者，悲剧往往就注定了。这仅仅是患者的问题吗？
笔者不是要鼓吹中国成为北欧诸国那样的福利国家，但是咱们完全可以努力从一个低福利国家成为一个正常福利国家吧。比如，给不堪重负的公立医院拨足够的至少可以发足额工资的款项，不要让医生见了患者像饿狼见了肉一样。让愿意在公立医院工作的医生过有尊严的生活，稳定且安心去工作，每月不必为完成“任务”而痛宰患者，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也是缓和医患关系的主要措施之一。而这些都需要财政体制在分配上的改变与支持，否则医患关系无解。靠加强安保力量和加大法律惩处力度来打击“医闹”，绝对是舍本逐末。
另外，笔者要为民营医院说几句公道话，它们作为活跃的市场力量是存在某些问题，不过，相关部门在管理上对其进行差别式甚至是歧视管理的老规矩也该改改了。除了税收、医保等政策性歧视之外，民营医院的医护人员在职称评定、科研课题招标等方面也与公立医院有着较大的差别。一方面嚷嚷医疗资源不足，一方面又对重要补充力量实行实际上的压制政策，这是不是有点分裂？让民营医院的腰杆子硬起来，加大医术高超的业务尖子的双向流动，追求安稳者留守公立医院，愿意吃苦挣钱的去民营医院，这难道不是缓解医患关系的一条出路？ （责任编辑：刘振宇)
去医院看病，一般都是先看病，再交费，然后拿药。但从5月1日起，广州番禺某医院尝试打破这一固有医疗服务模式。患者看病后按自己的实际满意度高低，自由交费。这种模式推行近一个月，参与患者有4400人，超六成人评分在90分以上，没有一人逃单不交钱。
这当然是一次高明的营销，但是它还是从多个方面折射出世道人心，所以值得分析。医院把交费多少的权限交给了患者，这是新闻的关键所在，患者们按自己的满意度，衡量自己的支付能力，从而做出付费多少的决定，其科学性自然还有商榷之处。不过，这一改变对医生的工作态度与职业精神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其实是完全可以预见的。患者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身的可信赖，这是事件最为让人欣慰的亮点。
把医患关系放大到整个社会来观察，我们发现医患关系、医闹以及在医院加强安保力量是一段时间的热词。隔一段时间，患者伤害医生的血腥新闻就会通过各种新闻终端推送到我们眼前。
凶手自然该严惩，但是严惩之后呢？如何破解医患关系中的死结？“医闹”的出现难道真的和医生、医院以及整个医疗体制没有任何关系吗？当然不是。患者对医生不满意，除了医术，还有态度。但是医生在高强度的压力之下，收入微薄，态度如何能好得起来？烦躁以及急功近利都是可以想见的。在公立医院，医生要生存，拨款又不够，那么不向患者下手又能向谁下手呢？“医闹”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茁壮成长”起来的，他们是扭曲体制的产物。
单纯地加强安保措施，大声呼吁对医护人员实施法律上的最强大保护其实是没有多大作用的。每一个患者都可能是定时炸弹，每一个病人都可能瞬间爆发，所以防不胜防。
以笔者之见，番禺某医院肯定不会出现患者砍杀医生的事件，因为该医院把评价权和付费权（实际上是付费多少的权限）交到了患者手中，这有点类似于在淘宝购物，医生必须竭尽全力为患者提供服务，否则可能连老本都捞不回来，还会得个差评，影响收入。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妙处，谁出钱，谁就有更多发言权和主动性。
那么，这种模式是否可以稍微扩大一点，比如，扩大到公立的三甲医院呢？不可以。因为公立三甲医院垄断了优势资源，但是财政拨款又不够，基本处于一个卖方市场，所以作为患者只能小心翼翼唯唯诺诺去看病，至于什么评价权、付费权那就想都不要想了。既然是卖方市场，而卖方口袋又比较缺钱，那么医生开大处方，医院搞一些专门赚钱的特色门诊，其实是意料之中的吧。偶尔有胃口大医术差运气更差的医生，遇到一个性格火爆的患者，悲剧往往就注定了。这仅仅是患者的问题吗？
笔者不是要鼓吹中国成为北欧诸国那样的福利国家，但是咱们完全可以努力从一个低福利国家成为一个正常福利国家吧。比如，给不堪重负的公立医院拨足够的至少可以发足额工资的款项，不要让医生见了患者像饿狼见了肉一样。让愿意在公立医院工作的医生过有尊严的生活，稳定且安心去工作，每月不必为完成“任务”而痛宰患者，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也是缓和医患关系的主要措施之一。而这些都需要财政体制在分配上的改变与支持，否则医患关系无解。靠加强安保力量和加大法律惩处力度来打击“医闹”，绝对是舍本逐末。
另外，笔者要为民营医院说几句公道话，它们作为活跃的市场力量是存在某些问题，不过，相关部门在管理上对其进行差别式甚至是歧视管理的老规矩也该改改了。除了税收、医保等政策性歧视之外，民营医院的医护人员在职称评定、科研课题招标等方面也与公立医院有着较大的差别。一方面嚷嚷医疗资源不足，一方面又对重要补充力量实行实际上的压制政策，这是不是有点分裂？让民营医院的腰杆子硬起来，加大医术高超的业务尖子的双向流动，追求安稳者留守公立医院，愿意吃苦挣钱的去民营医院，这难道不是缓解医患关系的一条出路？ （责任编辑：刘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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